【三国选官制度比较初探及其对西晋统一的影响】 先秦的选官制度是什么

第39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7年5月 Vol.39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May 2017

三国选官制度比较初探及其对西晋统一的影响

刘小平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摘 要:比较魏、蜀、吴三国的选官制度,可以看出,曹魏一方面对旧有的察举制度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又创立九品官人法以适应当时的客观形势,起到了维系政权的作用。与此不同,吴、蜀两国的选官仅仅是沿袭了汉朝的制度,几无创新之处,导致了人才缺失和政治腐败,在后期魏蜀、魏吴、晋吴的对抗中渐处下风,对西晋的统一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三国;选官制度;察举征辟;九品官人法;西晋统一 中图分类号:K236

A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9-9115(2017)03-0089-06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7.03.022

A Study on the Official Selection System during Three Kingdoms and

its Impact on the Unification of Western Jin Dynasty

LIU Xiao-p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official selection system during Wei, Shu and Wu period. It is found that Wei reformed the old addressing system while founding system of recommending candidates for feudal officials of nine grad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objective situation at that time. But Wu and Shu followed the system of the Han dynasty without any innovations which led to the lack of talented people and political corruption. This also made them in a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later confrontations of the countries. And it further influenced the unification of West Jin Dynasty.

Key Words: Three Kingdoms; officials selecting system; old addressing system; system of recommending candidates for feudal officials of nine grades; unification of Western Jin Dynasty

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人治”社会,要想维护好国家这个庞大的机器,需要更多地人才来进行维护与操作,才能国祚绵长。尤其是处在战火纷飞,分裂割据之时代,人才的重要性就会更加突出。三国时期在这方面尤其有代表性,该时期既有对前朝察举、征辟的继承,又有魏国九品中正制的创新。周雪香说:“东汉末,天下丧乱,人士流移,考详无地,魏王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它规定在地方州郡分别设立大小中正,负责以九个等级品评本地区的士人,作为授官的依据,并对已评定的品级定期予以升降。”[1]因为晋承魏祚,在选官制度上亦有沿袭,陈琳国认为:“两晋的选官方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

一、吏部锉选和公府(含位从公)辟召;二、州刺史辟召和举秀才;三、郡太守辟召和察孝廉。”[2]由此也可窥探出曹魏在选官制度方面的继承与创新。

一、三国的选官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有着一定的继承性,选官制度也不例外。秦朝主要实行军功爵制,到了两汉,以察举征辟为主,察举自下而上,地方官员发现人才上报中央,考核通过即可为官;征辟自上而下,主要是皇帝下诏招聘那些有名望之人,收为己用,以上只是简要的描述一下。魏蜀吴三国继承了察举征辟制度,而魏国又制定出了新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

(一)曹魏的选官制度

关于魏晋时期的选官制度,《三国志》《资治通鉴》

────────── 收稿日期:2017-01-03

作者简介:刘小平(1992-),男,辽宁丹东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三国史。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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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明确文字记载,即众所周知的“九品中正制”。《三国志·陈群传》记载到“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3,p635]《资治通鉴》载:“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4]。具体的实行流程如下:州置“大中正”,郡置“中正”,均由本处人在中央任职者担任。各郡中正将所能了解到的人才状况集中汇报给大中正,大中正便根据这些情况来品定人才,得到的品位称为“乡品”。中央司徒再根据乡品授予其具体的官职,得到的品位为“官品”。日本京都学派著名学者宫崎市定在乡品与起家官品的两个表格里面总结出二者之间大致差四品[5,p66]。

表1 乡品与起家官品比较表(一)

乡品 起家官品

霍源

温峤

张轨

邓攸

李含

山简

李含

官僚,因此必须解散汉朝官僚体系,在回归个人的基础上,再根据个人的才能,于新政府内安排相应的位置。这是最现实的解决办法”[5,p59]。可见,创设此法之另一目的在于采用一种较为合理的办法,接收旧朝官僚进入新的政府。

在实行九品中正制的同时,曹魏沿袭两汉以来的察举、征辟制度,没有将它们废除掉。魏黄初二年,诏“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3,p77]。这显然是继承了东汉和帝时的制度,在《后汉书·丁鸿传》中说道:“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7]虽在人数上略有变化,但大体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动。又黄初三年下诏说:“今之计、孝,古之贡士也,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3,p79]从此条诏令中大致可以看出三个现象:一是取消了东汉时限制年龄取士的制度;二是继承了东汉儒生、文吏并用的做法;三是贯彻了有司纠核的原则。另外,曹魏政权还继承了两汉以来的学校制度。魏黄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制春秋穀梁博士”[3,p84]。关于曹魏的察举、征辟、

2 2 2 2 2 3 5 6(7? )

7 7 7 7 7 9

如果要从表1得出大致的结论的话,那么,将它与前面的汉魏俸秩官品对照表作比较,可以指出以下几点:亦即获得乡品二、三品者,可以从六、七品的上士身份起家。其次,获得乡品四、五品者,可以从八、九品的下士身份起家。进而假定原则与实行之间会出现若干变化,我们可以将此原则表达得更加精确,亦即如表2所示。

表2 乡品与起家官品比较表(二)

乡品 起家官品

等级

1 2 3 4 5 5 6 7 8 9

要言之,制定了起家的官品大概比乡品低四等,当起家官品晋升四等时,官品与乡品等级一致的原则。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想来会允许在上下浮动一个品级的范围内酌情调整[5,p66]。

而阎步克先生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虽然乡品较高者起家官品也相应较高,二者在某些品级上也却是以相差四品者居多,可是这种关系并不严格。……乡品官品相差三品、五品者,亦可找到。可见,墨守‘相差四品’说,未免胶柱鼓瑟”

[6,p168]

课试等制度,阎步克将“曹魏察举之变迁”中分“特科与岁科”“‘贡士以经学为先’”“‘四科’与‘明法’”“郎吏试经与学校课试”做详细的剖析[6,p95-107]。

表3 曹操秉政时期主要沿袭察举征辟官员选拔情况

人名 荀攸 凉茂 国渊 崔琰 毛玠 徐奕 卫觊 杨俊 韩暨 王观 郭淮

史书记载

于是征攸为汝南太守,入为尚书

[3,p322]

太祖辟为司空掾,举高第,补侍御史太祖辟为司空掾属

[3,p9339]

[3,p338]

[3,p367]

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太祖临兖州,辟为治中从事

[3,p374]

如果仅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创立此法的原因是“选用不尽人才”,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汉末的选官制度已经出现了危机,阎步克先生的第四章中将“汉末选官危机”概括为“选官的腐败”、“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

[6,p80-91]

[3,p377]

太祖为司空,辟为掾属,从西征马超

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茂陵令、尚书郎

[3,p610]

太祖除俊曲梁长,入为丞相掾属,举茂才太祖平荆州,辟为丞相士曹属太祖召为丞相文学掾建安中举孝廉

[3,p733]

[3,p693]

[3,p677]

[3,p663]

。九品官人法的创立,并不是在曹丕

接受禅让之后,而是汉延康元年,也就是曹丕称帝前数月。宫崎市定提到曹丕“为了使禅让圆满实现,魏新政府就要尽量吸收汉朝的官僚,保证不让他们失业,令其安心。但是,既然目的是取消两重政府并统合为一,就不可能原封不动的按照汉朝官僚体制吸收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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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一方面创立新的选官制度九品官人法,来维系其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又沿袭两汉以来的选官制度,并且较为全面地择其优者而从之,以使政权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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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地吸纳人才,详见表3。反观蜀、吴,既无制度上的创新,又未能改革汉末衰败的旧制度,便导致了人才上的缺失和政治上的腐败。

除察举外,东吴尚有征辟、举荐、任子、世袭领兵等途径供其臣民入仕。

征辟入仕者,如刘基“权为骠骑将军,辟东曹掾”[3,p1186];张承“权为骠骑将军,辟西曹缘”[3,p1224]。此为孙权建制前的情况,孙权称王后,被征辟入仕者亦屡见不鲜:朱据“黄武初,征拜五官郎中”[3,p1340];周处“州府交辟,仕为东观令”[9,p112]。

荐举、任子入仕者,如甘宁“自刘表败归吴,周瑜荐之,以骁果从”[9,p15];诸葛瑾“弘咨荐于帝,帝善之”[9,p48];严畯“张昭进之于孙权,权以为骑都尉、从事中郎”[3,p1247]。朱异史载其“以父任除郎,后拜骑都尉”[3,p1315]。

关于世袭领兵,唐长孺、何兹全、胡宝国、高敏等先生均有论述,此仅举数例以佐余证。诸葛融“袭封振威将军,统部曲镇方外”[9,p48];吴奋“(吴)景卒官,子奋授兵为将”[3,p1196]。

由此观之,除世袭领兵入仕者外,其余察举、征辟、荐举、任子等制,均沿袭两汉,并无创举,详见表5。

表5 吴国主要可考官员选拔情况

[3,p979]

(二)蜀与吴的选官制度

关于蜀、吴两国的选官制度,历代关注者相对来说较少。一方面是因为最终统一的西晋源出曹魏,两国在地位上较曹魏为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史料记载及流传下来的不多,明言两国制度者更是凤毛麟角。尤其是蜀国,因其“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糜书”[3,p902]。关于其选官制度,史无明文记载。但如爬梳史料,仍可推其大概。

李密“本郡礼命,不应;州辟从事”[8,p637],德禄“从先主入蜀后,举孝廉”[3,p1088],王嗣“举孝廉,稍迁西安围督、汶山太守,加安远将军”[3,p1090]。由此数条材料可知蜀汉实行察举与征辟,至于是否实行其他选官之法,因史料不足,不得而知,详见表4。

表4 蜀国主要可考官员选拔情况

人名 孙乾 秦宓 董和 刘巴 马良 陈震 廖立 刘琰 杨仪 杜微

先主领徐州,辟为从事益州辟宓为从事祭酒

史书记载

[3,p970]

[3,p976]

[3,p981]

先主定蜀,征和为掌军中郎将

人名

张奋 顾承

史书记载

昭弟子奋,年二十……为步骘所荐

[3,p1224]

诸葛孔明数称荐之,先主辟为左将军西曹掾先主领荆州,辟为从事

[3,p982]

承,字子直。嘉禾中,与舅陆瑁俱以礼征孙权为讨虏将军,召骘为主记权闻其名儒,以礼征

[3,p1248]

[3,p1237]

[3,p1231]

先主领荆州牧,辟为从事先主领荆州牧,辟为从事先主在豫州,辟为从事辟为左将军兵曹掾微固辞,举而致之

[3,p984][3,p997]

步骘 程秉 阚泽 薛综 陆绩 陆瑁 朱据 贺齐 是仪 滕胤 凌统 鲁肃 吕蒙 韦昭 华覈

[3,p1249]

[3,p1001]

察孝廉……孙权为骠骑将军,辟补西曹掾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孙权统事,辟为奏曹掾

[3,p1328]

[3,p1250]

[3,p1004][3,p1019]

[3,p1337]

吴国选官制度的相关史料记载略较丰富。唐朝人许嵩撰写的《建康实录》载“六年春正月,诏曰:郎吏者,宿卫之臣,古之命士。间者所用颇非其人。自今选三署皆依四科,不得虚词相饰”[9,p44]。在两汉察举制下,被举者皆须出任郎官,承担宿卫的工作。诏书中的“三署”,即五官、左、右署,皆为统领郎官的机构。“四科”当为西汉所定之四科,即“德行高洁,志节清白;学通行修,经中博士;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10,p311]。这四科乃是政府察秀孝、公府辟掾属的四条标准。所以,这条诏令实际上是宣布选官依旧采用察举制,并力图矫正之前“所用颇非其人”的弊端。但是,在具体的选官过程中,察举并没有成为东吴选官的主要制度,因为通过此法选举上来的官员少之又少。如《建康实录》载阚泽“察孝廉,累迁吏部尚书”[9,p50];韦昭“少好学,善属文举孝廉”[9,p103]。

嘉禾元年,公车征瑁,拜议郎、选曹尚书黄武初,征拜五官郎中,补侍御史建安元年,孙策临郡,察齐孝廉孙权承摄大业,优文征仪

[3,p1340]

[3,p1377]

[3,p1411]

孙权为车骑将军,拜耽右司马以父功举为别部司马周瑜乃荐肃才宜佐时及权统事,张昭荐之

[9,p16][9,p17][9,p18]

[3,p1443]

少好学,善属文,举孝廉以文学召入秘府

[9,p107]

[9,p103]

二、三国人才情况及其与选官制度的关系

魏蜀吴三国不同的选官制度,对三国的国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先看与东吴名将陆抗对峙的羊祜。史载其“公车征拜中书侍郎”[11,p1014],可知他以散官起家。然观其作为,并非谈玄论道之辈。司马炎称他“执德清劭,忠亮纯茂,经纬文武,謇謇正直,虽处腹心之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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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总枢机之重,非垂拱无为委任责成之意也”[11,p1014]。如果说是司马炎刻意褒奖羊祜,那么他的对手陆抗的评价,当可视为客观。陆抗“称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11,p1017]。正是由于他非凡的才能,才使得西晋能稳拥荆州,为日后的平吴奠定了基础。而他在临终时所推荐的杜预,也为西晋的统一立下大功。史载杜预“起家拜尚书郎”[11,p1025],其“公家之事,

知无不为。凡所兴造,必考度始终,鲜有败事”[11,p1031]

杜预不仅在军事上为西晋立下汗马功劳,他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至今也对人们治学大有裨益,可谓文武全才。

其他平吴将领:王浑“沉雅有器量”[11,p1021],虽然他是袭父王昶的爵位京陵侯,后因曹爽受牵连被免官,不过司马昭亦有识人之明,“起为怀令……累迁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且在平吴过程中他消灭了吴军主力,并且在战后安抚人心,使吴人乐于归附。王濬

以“州郡辟河东从事”起家,羊祜称“濬有大才”[11,p1027],

在是否伐吴的争论中,是王濬的力排众议,才使司马炎同意出兵。周浚“初不应州郡之辟,后仕魏为尚书郎”,“性果烈,以才理见知,有人伦鉴识”[11,p1657],在伐吴战役中斩杀敌方丞相张悌,俘虏敌军万余人。王戎“袭父爵,辟相国掾”“庶绩修理”[11,p1233],率军所攻之处皆不战而降,可谓“善之善者也”。唐彬“举孝廉,州辟主簿,累迁别驾”“有经国大度,彬有经国大度,而不拘行检[11,p1217]。”作为伐吴先锋,他经常随机应变,巧设疑兵,“后与王濬共伐吴,彬屯据冲要,为众军前驱。每设疑兵,应机制胜。”[11,p1218]这些人,都是通过九品中正制或察举、征辟制入仕,并且在统一的过程中发挥出了相当大的作用。

反观蜀、吴两国,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却没有才堪大任的人来力挽狂澜。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虽为一句俗语,却也属实。钟会、邓艾伐蜀时,后主派张翼、廖化、董厥应战,“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夏……遣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廖化、辅国大将军董厥等拒之。”[3,p900]其三人皆非攻城野战之能将。张翼先为书佐,后随姜维,“先主定益州,领牧,翼为书佐”[3,p1073]。后来“自翼建异论,维心与翼不善,然常牵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3,p1075]。”廖化初“为前将军关羽主簿”[3,p1077];董厥虽为“良士”,但他对黄皓窃权也不能制止,“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3,p933]。即使在平时,蜀国官吏的表现也不能令人满意。兹举一例:《三国志》云“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3,p1062]。固然,这一方面说明蒋琬、费祎等人被众人所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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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其效率之低下,也可略见一斑。甚至可以说,当诸葛、蒋、费等少数人才亡后,蜀国几乎担负起没有人能上佐后主,下抚百姓的重任了。王夫之所谓“蒋琬死,费祎刺,蜀汉之亡必也,无人故也”[12],所言不虚。

吴国后期的丞相濮阳兴,在孙权时期“除上虞令,稍迁至尚书左曹”[3,p1451],由此起家。在成为丞相之前,为了阿奉上意,竟赞成建造浦里塘,“永安三年(公260),都尉严密建丹杨湖田,作浦里塘。诏百官会议,咸以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兴以为可成。”[3,p1451]其结果是“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3,p1451]。他当了宰相之后,又与奸臣张布相为表里,举国上下,大为失望。看来陈寿称其“濮阳兴身居宰辅,虑不经国,协张布之邪,纳万彧之说,诛夷其宜矣”[3,p1452],殊不为过。

三、三国选官制度对西晋统一的影响

关于西晋结束三国纷争,统一全国的原因,古今学者提出了许多看法。传统观点大都从国家的综合实力方面进行探讨。如晋人常璩论诸葛亮“欲以区区之蜀,假已废之命,北吞强魏,抗衡上国,亦不难哉”[8,p429];祝总斌认为“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北方王朝力量已超过吴、蜀”[13];王仲荦提及“中原经过五六十年相对安定的局面,实力已超过吴、蜀两国”[14]。近年来,随着学术倾向的变化,对此问题的探讨又有了新的方向。万绳楠先生对曹魏灭蜀,西晋灭吴时的用兵人数进行分析,得出了“主要原因不在强弱”的结论。万先生同时指出“蜀、吴两国的政治情况远不如曹魏、西晋,这便影响到了西晋最终的统一”[15]。此外还有学者从地域、财政等角度论述西晋统一的原因。王冲认为:“三个庶族寒门建立的政权最终被代表士族门阀的司马家所建立的晋取代也就顺理成章了。既没有超越时代的经济基础肩没有切实可行的全关制度三国的创立者们所建立的寒士庶族制度绝对不可能长远实施,并最终导致了自身的灭亡。没有经济的繁荣就没有教育的普及寒士就无法获得权力和地位段有完善的选官制度就无法切实可行的为统治者提供足够的庶族人才来巩固自身的统治。由此可见魏蜀吴三国过于超前的官僚成分体指导致了他们的灭亡,而最符合当时时代发展的就是士族司马家所创立的晋。所以说制度

的确立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符合不能超越时代。”

[16]

笔者认为,选官制度导致的人才优劣在西晋的统一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故而根据上文所述,从魏、蜀、吴三国的选官制度的角度出发,来说明一下它对西晋统一的影响。

关于人才的重要性,当时的人就有论断。贾诩谓

刘小平:三国选官制度比较初探及其对西晋统一的影响

曹丕“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见兵势,……皆难卒谋也”[3,p331]。宋代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写下了两句极为相似的话:“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17,p157],“吴之所以为吴,非偶然也”[17,p173]。都说明了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清人赵翼亦云:“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18]。可见,人才是维系各国生存的关键。但是,当雄才大略的曹操、刘备、孙权相继去世之后,其子孙并不能有效地甄别人才。所以,选官制度就成了选拔人才的关键。由于三国实施了不同的选官制度,导致了三国官吏的能力、素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曹魏的九品中正制,虽然多为后人诟病,但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其在最初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应是不可否认的。所谓“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19],并非虚言。各州郡中正均由本地人充任,那么他们所了解的人才情况应当较为准确、客观。与此同时继承的两汉旧制,则可以弥补九品中正制在选官过程中的某些缺陷,尤其是实行有司纠核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吏的纯洁性与进取心。

如前述,蜀、吴两国大都以征辟为主。这期间之所以不能有效实施察举制,大概是由于“士流播迁,四人错杂,详核无所”[10,p326]。而征辟制度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举主不可能万无一失。即便是诸葛亮,也会错用马谡,错失街亭,以至于失去了最为有利的一次北伐时机,“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3,p922]另外,如蜀国陈祗,依靠“多技艺,挟数术”[3,p987],使费祎破格提拔他。但是他“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3,p987],与宦官黄皓勾结,使得黄皓能干预政事,“陈祗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祗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威柄,终至覆国。”[3,p987]而黄皓的擅权,历来也被视为蜀汉亡国的原因之一。

东吴的世袭领兵、任子等制度,相对于征辟制而言,其负面效果则更为严重。孙晞以孙胤弟的资格领其兵,但“有罪自杀,国除”[3,p1208];周瑜之子周胤,由于其父的功劳,孙权授之以兵,但其后有罪,被徙至庐陵郡。其罪为何,史无明文。孙权称其“酗淫自恣,前后告喻,曾无悛改”[3,p1266]。以至于诸葛瑾、步骘、朱然和全琮几次上书,孙权在答应赦其罪;韩综领其父韩当兵,却“淫乱不轨”,后竟投魏,并“数犯边境,杀害人民,权常切齿。”[3,p1286],为国家大患;蒋休领其兄蒋壹兵,“后有罪失业”[3,p1287]。其将军如

此,对外的战争也必然不能攻必克,战必胜。

发生在吴国的“暨艳案”,直接反映了东吴吏治已腐败到无法挽回的尴尬境地。暨艳任选曹尚书一职,企图整顿吏治,而得罪了江南豪族。孙权迫于压力,便将他下狱,艳自杀。田余庆先生说暨艳案的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孙吴急速地扶植了后来在江东历史上长久地起作用的吴四姓,培育了一批撑持孙吴统治的有用人才,成效虽然显著,但是却进一步腐化了自己的机体。孙吴的短祚,不能不与此有重大关系”[20]。

影响一个国家兴亡的因素有很多,例如经济实力的差异、人口的多寡、政治文化的发展等等,这些因素与“人才选拔”均有着内在联系,并且“人才因素”也处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首先,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是原本飘摇的社会更加破碎,民不聊生,饿殍遍地。裴松之注《魏书》记载“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慕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3,p14]屯田制使得曹操在初期恢复了实力,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而这项制度的提出,便是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枣祗在守东阿曹操根据地,韩浩在曹操讨伐柳城时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袁绍当时听闻枣祗之名,想收为几用,可惜枣祗深附托于曹操,曹操善于用人,故而有上述之事。

其次,裴松之注王隐《蜀记》中说“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3,p901],在刘备称帝之时“刘备章武元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

不由检土地所出。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

[11,p414]

可见在蜀汉这段时间,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其中战争死伤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与此相反曹魏人口则数倍于蜀“除平蜀所得,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

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10,p145]魏蜀之间的人口差异泾渭分明,人口少,不但兵员不足,人才亦不容易选拔,用一句不太恰当的俗语来形容“矬子里面拔大个”是也。

最后,政治文化方面亦是如此,因本文第二部分已详细阐述,兹不赘述。

今仅就西晋的统一来看,曹魏的选官制度优于蜀、吴,从而影响了各国人才情况的差异、政治状态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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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7年5月

劣、对外战争的胜负等诸多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西晋统一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其它方面,就非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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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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